光绪五年(1879年)的某一天，四川总督丁宝桢突然接到京城发来的四百里加急驿传文书，内有军机大臣语气严厉的批示：“川省官运局经灶民呈控多款，请饬妥为区划，或由官运，或改官督商运……据实奏来，不准稍涉回护。”

原来，这是四川盐商以“灶民”之名，多方发动上访，反对丁宝桢实施的“食盐官运”政策，要打一场民告官的“京控官司”。为首者不是别人，正是自流井首屈一指的大盐商——王三畏堂堂主王朗云。

晚清封疆大吏之中，丁宝桢素以为官清正、作风强硬、厉行改革著称，王朗云居然不畏权势，敢于公开叫板，他究竟底气何在呢?

四大家族 三畏“无畏”

多年以来，自流井、贡井地区流传着一句话：“河东王，河西李，你不姓王不姓李，我就不怕你!”说的是流经当地的釜溪河两岸土地，多为王、李两姓大族所有，他们财大气粗，人多势众，乡里们惹不起。盐业世家王三畏堂，便出自“河东王”的一支。

清道光年间(1821~1850年)，王三畏堂本已趋于中落。恰逢太平天国战争爆发，长江下游交通阻断，淮盐无法西运，清廷不得已采取“川盐济楚”措施应急。短短十年间(1853~1863年)，王三畏堂抓住良机，经营得法，家业迅速重兴，生产规模之大，盐场资产之多，资本实力之雄厚，尤其是官商两界上的声势，雄踞自贡盐业“王、李、胡、颜”老四大家族(民国时有“侯、熊、罗、罗”新四大家族)之首。

王三畏堂得以起死回生，时任堂主王朗云功居第一。即使以现代企业家的标准来衡量，他也算是勇于创新求变的好手。家道中落，无力投资，他大胆拿出祖传土地及废井灶基，对外招商引资，利用大举入川的陕帮盐商的资金，开凿盐井，更乘政策之便将自产之盐运销湖广，利润以千万计，一跃成为富甲全川的头号盐商。

王朗云不仅囊括盐业的四大板块“井、笕(卤水运输管道)、灶、号”，还组建上下游产业链，从生产所需配套物资到资金融通渠道，均设专号负责，自给自足，肥水不流别人田。

据说，王朗云执掌下的王三畏堂，鼎盛之时，全堂拥有盐井、火井(产天然气)数十眼，产盐量占自贡各盐场总额12%，“济楚”商运量则占场商运销总额的24%。其盐号远至重庆、宜昌、沙市、汉口等地，田地庄园遍布自贡盐场周边的富顺、威远、荣县、宜宾数县，光每年收租就达17000多石。为保地方安宁，他又出资筑寨，招募乡勇。

除了是个极具魄力的精明商人外，王朗云还生性机警，极善审时度势，权力欲很强，总想充当一呼百应的绅商领袖。已集大盐商、大地主及土著武装首领于一身的他当然明白，盐商的最大利源是专营权垄断，而为确保此权利，势必要“官商通吃”。所以，他特地出钱捐了一个候补道，因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四，人称“王四大人”。

光绪二年(1876年)丁宝桢走马出任四川总督时，太平天国“平定”已逾10年以上，淮盐重新入楚，挤压川盐市场，而且川盐“商运商销”运作多时，官方监管乏力，私盐泛滥，盐税大量流失。热衷改革的丁宝桢迅速拍板，改食盐商运为官运，一定程度上收回了盐商的运销专营权。

这一下子，自贡盐业四大家族都坐不住了，受损失最大的王三畏堂堂主王朗云首先发难。

“王四大人” 财能通神

丁宝桢主政四川之前，在山东巡抚任内最有名的一件功业，是以违法乱纪罪名捕杀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。连曾国藩闻讯都不禁称赞“稚璜(丁宝桢字)真豪杰也!”王朗云虽然是蜀中呼风唤雨的商界豪强，要与之较量，不能不掂量一下胜算几何。

不过，你要是知道同样大名鼎鼎的前任四川总督骆秉章，也曾是王朗云的“手下败将”，就可以明白为何他如此胆大包天。

同治二年(1863年)，为防范活跃于河南的捻军入境侵扰，陕西巡抚刘蓉奏清加收四川盐厘，以筹措陕南军费，理由是“川省各厂井灶，秦人十居七八，蜀人十居二三”，“如能岁筹二三百万，不惟秦蜀，实赖其利”。也就是说，四川盐场大多是陕西人经营获利，如今老家有难，抽点税回去理所当然。

时任川督骆秉章从地方本位出发，心底里不愿意利税外流，但又不能公然违抗朝廷一再急令。于是以“灶有定课而井无水厘”为由，同时向盐商征收灶课和水厘，在自流井新设水厘局，规定井户每汲卤水一担，征厘金铜钱一二文。这样一来，是卤未成盐已缴水厘，灶未售盐先有定课，运盐外销又缴税款厘金，前后征至少三次盐税。

自贡盐场中无论秦人、蜀人，对骆秉章的“新政”群起反对。像“王、李、胡、颜”老四大家族之类的自贡大盐商，无不集井、灶、号于一身，被迫重复缴税，利益受损最大，态度最为激烈，而“王四大人”王朗云自然又是带头大哥。

他与颜氏家族首领颜晓凡(因其子贵为国子监拔贡，故人称“颜太老爷”)联手，会同其他盐商，密谋捣毁水厘局，给骆秉章一点颜色看看。具体分工是王朗云在自流井策动指挥，颜晓凡星夜赴成都拜会盐道及各衙门官员，疏通关系。

受雇的师爷带着一帮盐工，把水厘局及旁边的票厘局砸了个稀巴烂。可是，一名盐工行事时贪饮局中所藏之酒大醉，被闻讯赶来的官差拿获，严刑之下，他把主谋者“王四大人”“颜老太爷”都供了出来。

骆秉章奉朝廷谕旨办水厘局，砸了水厘局就是贻误军务、对抗川督、犯上作乱，罪名可谓大矣。加上人赃并获、口供坐实，骆秉章又是以办事精明、作风凌厉出名，王朗云哪里跑得了?立马被富顺县(管辖自流井地区)知县扣押入狱。

但是自古有云：财能通神。这边厢，有“案发时不在场”证据的颜晓凡在省城大肆活动，打通关节。那边厢，那一年恰逢顺天府(辖区约相当于今北京市)及直隶、山西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陕西及四川等省大灾，王朗云在牢房中遥控运作，捐助赈灾款7万两白银，朝廷特命嘉奖，授予按察使衔、赏二品顶戴及三代一品封典。

据说，此道圣旨发至富顺县，王三畏堂派人搭天桥于监狱高墙之上，王朗云顶戴花翎，高视阔步出狱。而被砸毁了的水厘局，终因商民反对声音太大，未再复建。此役，只有一介虚衔的王朗云挑战久经战阵的川督骆秉章，钱财固然花了不少，但场面上可谓完胜，足见自贡盐商能量之惊人。

官商斗法 鹿死谁手

王朗云凭巨大财势公然“羞辱”骆秉章之后，更意识到“朝中有人好办事”的重要性。他早年即出资培养族内及乡里中的贫苦读书人，助其通过科举当上京官，又由他们广泛联络川籍京官，不时予以金钱馈赠，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。这些受惠之人遍布各个衙门，广通声气，有事时为其所用。尤其是都察院的御史们，官位不高，本事很大，能够“风闻奏事，上达天听”，随时可以制造舆论。

同治五年(1866年)，即水厘局之争后三年，王朗云借举办53岁寿宴之机，请官居云南迤西兵备道、翰林院编修的表侄赵树吉撰祝寿辞，并藉其关系，让历任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的贾桢，工部尚书、总管内务府大臣瑞常，翰林院修撰翁同龢等列名拜祝。

众所周知，贾桢、瑞常均为清中后期朝廷重臣，翁同龢父子又是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，声震天下士林。王朗云以盐商身份，结交朝中显贵，不免越发心高气傲——资历比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李鸿章等中兴名臣都老的骆秉章，尚且要对我甘拜下风，区区一个官场“后起之秀”丁宝桢，岂能入我法眼?何况，他深知丁宝桢为官耿直，公事不留情面，得罪过不少朝臣疆吏，捕杀太监安德海一案，虽未受到直接打击报复，但至少是逆了慈禧心意的。

更重要的是，水厘局之争后十余年，在王朗云苦心经营下，王三畏堂的资产实力，又有显著增长。只要用钱就能摆平的事，他操作起来游刃有余。

几下一盘算，王朗云相信，他有很大机会告倒丁宝桢，叫停对盐商不利的川盐官运，故果断具状上告户部及都察院，发动了本文开头所述的那场震动朝野的“京控官司”。

那么，这场看上去胜负难料的大官司，结局到底会如何呢?且听下回分解。(未完待续)

本文部分内容曾参考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文员会编《自流井盐业世家》，感谢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提供的支持。主题图选自孙建三、黄健、程龙刚编《遍地盐井的都市》。

上回说到，光绪五年(1879年)，自贡盐商“老八大家”之首王三畏堂堂主王朗云，公然挑战四川总督丁宝桢，发动一场看似强弱悬殊的“京控官司”，力图阻止对大盐商不利的川盐官运新政。没想到，以雷厉风行著称的“丁宫保”，居然先输一阵。

由于王朗云长年苦心经营的川籍京官圈子不断鼓噪串联，在朝中人缘不佳的丁宝桢连遭弹劾，最严厉的一项指责是：“川盐改归官运，开销靡费，征收款项牵混，杂款名目繁多，以致商民交困，开支薪水勇粮为数甚巨，于国计民生两无裨益。”

朝野上下舆论压力巨大，清廷中央一时也搞不清是非真相，为了维稳起见，急急下旨将丁宝桢降四品顶戴(清总督通常为从一品官)，革职留任。

王三畏不得不畏

不过，中央也清楚丁宝桢以往的政绩和能力，革职而不去任，留了一手，责令他迅速查明争议原委，从实奏来。这丁宝桢是见过风浪、意志刚强的人，一身四品顶戴官服，依然每天正常到总督衙门上班。

他派部属多方搜集证据，回应批评声音，称：自流井、贡井地区的富荣盐场，历来由盐商大户把持，他们自产自运，囤积居奇，涉嫌操纵盐市，垄断经营，且造谣生事，阻挠官运，而“其余厂商千余家，均无异词”。反击矛头自然直指王朗云。

丁宝桢最有力的“武器”，是实行川盐官运一年多来的显著成效：不光消化了因盐路不通畅、盐商不出力积压下来的盐引一万余张(每引可运花盐12000斤)，官府增收的盐税厘金杂费更多达100多万两银子(后来川盐官运极盛时，年收税款650万两)。

当时清廷内忧初定，外患未平，一心要办洋务，无奈财政紧张，左支右绌，川盐官运改革增收的大笔盐税，正好解燃眉之急。四川的税款真金白银解押到户部，户部官员也不好意思睁眼说瞎话，于是上奏为丁宝桢说项。

一番周折之后，中央的表态急转弯：丁宝桢官复原职，川盐官运须悉心办理，不得松懈。这下子王朗云发动的“京控官司”先胜后败，他本人也惹上大麻烦了。

王朗云先是雇人打砸水厘局(事在同治二年，即1863年)，弄得名声显赫的前任川督骆秉章灰头土脸，又几乎毁掉了一颗政治新星的大好前途，是可忍孰不可忍?丁宝桢乘胜追击，上奏历数王朗云的“劣行”，如“倚恃富豪，欺压乡里”，又“私设引局，抽收井厘，侵吞公款”，更兼“私通六部，富甲全川”，简直谋反的心都有了。

因王朗云很早就花钱捐了个候补道，虽是虚衔，也属官员序列，朝廷下旨交吏部调查处理。吏部里掌文印的官员恰好是王朗云的远房亲戚，读书考科举时得到过其资助，见状急忙暗中托人捎密信回川通报消息。王朗云接报大惊，连夜仓皇逃亡，渡过金沙江到云南省偏僻之地暂避，临行时指示亲信向吏部调查及缉捕人员行贿，“悬赏一千即予二千”，又派人到省城成都四处活动，破财消灾。

相传，王三畏堂的人最终是利用丁宝桢爱子暴病去世之机，重金买通丁的爱妾及随从副官，委婉暗示“自流井王家那场官司，株连太大，宫保办事很严，这就是报应，看来清官也不好当”。丁宝桢这才松了手，潜逃在外四年之久的王朗云，得以重返故里，一场震动朝野的大公案，至此不了了之。

颜晓凡出手不凡

王朗云行事张扬，飞横跋扈，出自王三畏堂，却似谁也不“畏”。与他同辈而小两岁的颜晓凡，身为“老八大家”之一颜桂馨堂堂主，倒也人如堂名，个性要温和许多。

前文说过，颜晓凡曾与王朗云联手捣毁水厘局，以抗议川督骆秉章加收盐税。那会王朗云坐镇一线，指挥调度，人称“小诸葛”的颜晓凡则夜奔省城，幕后活动，可见两人作风之迥异。

据族谱记载，颜家于清雍正年间自广东海丰迁入四川。道光十年(1830年)，颜晓凡之父颜昌英在自流井创建桂馨堂，从事盐业。此后父子两代悉心操持，前后30年间(大约1840~1870年)，跻身自贡地区盐商“老四大家”之列。颜晓凡16岁起辅佐父亲打理生意，未到30岁即总管家族盐井，独当一面。

王、颜两家虽一度合力对抗官府的盐业政策，但毕竟存在直接利益竞争，彼此关系其实不那么和睦。财势更雄厚的王朗云不太乐意颜氏与自己平起平坐，时有兼并之心，颜晓凡则认为王家不过倚仗祖宗地基优势，坐享其成，算不得真本事。

原来，自流井盐井历来多为“年限井”，亦名“客井”。即盐井开工前主客双方订立契约，客户先付井主“押山银”，每井数百两，井主再以盐井及附属车房、灶房作股，客户则负责全部凿井开发费用。投产后如出盐少，客户须继续投资深凿，否则井主无偿收回;如出盐多，井主按股份比例分红(通常约占1/6)。客户投资回收期只有10年左右，最多20年，到期盐井及附属车房、灶房等固定资产，全部无偿交还井主。此所谓“年限井”，类似今日的承包制。总之，井主不出分文现金，也不用承担风险，每年可坐收丰厚回报。

王三畏堂源出自流井、贡井大地主“河东王”一族，颜家则是迁入不到百年的外来户，“年限井”对两家的利弊落差，不言而喻。颜昌英当家时已试图改变此项陋规，颜晓凡秉承父志，将之付诸实施。他首创“子孙井”，公开声称任何人投资颜家盐井，合资者均按其股份永享股权，各家子孙参与经营管理，收益共享，风险共担。

“子孙井”对外来投资的客户有利，对坐拥大量地基的“河东王”“河西李”自然不利，一开始受到后两家强烈抵制。但是客户纷纷用脚投票，与颜家合资合作，不到王、李两家的地基上打井。这两家没有办法，只好顺应时势。故同治年间(1862~1874年)之后，自贡盐场的“年限井”几乎绝迹，“子孙井”大行其道，吸引了大量川省内外的资金涌入开凿新井。在自贡盐业投资史上，颜晓凡此创新之举，真可谓不同凡响。

李四友四业俱全

细究起来，与“河东王”并称的自贡老牌大地主“河西李”，其实也是移民后代，只不过入川较早、根脉较深而已。

据族谱记载，自贡盐商“老四大家”之一的李四友堂，其入川始祖早在元代中叶的1319年就从河南迁来。他们很快在当地以盐为业，明代200余年间，李氏家族占有的土地和盐井遍及自流井一带。据说清初吴三桂镇守云南，随意加收盐税，时为自贡盐商头面人物的家族领袖李果育，亲身到北京上访，本地灶民为之感激不已。

道光十九年(1839年)，李维基等兄弟四人创立李四友堂，他们坐拥祖上留下来可以开凿盐井的大量地皮，经营优势相当明显，又积极引入陕帮资本，到道光末年(1850年)，井灶与田产收益，已甚为可观。但真正让李四友堂崛起，跻身“老四大家”之一的机遇，无疑是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的“川盐济楚”。

据说，太平军初进湖南、湖北时，四川盐商争相出售在长江中游转运枢纽重庆的存盐，导致盐价大跌。李四友堂驻渝大掌柜，外号“张五麻子”，机警干练，认为有利可图，遂采用“逢低吸纳、人弃我取”策略，全力斥资购盐。后来湖广市场果然因战火蔓延而食盐奇缺，盐价又复暴涨，李四友堂趁机出售，获利不下数倍。资本充实之后，李家投资在自流井、贡井开凿新井多口，且组织盐号，投入运销，又创办运输卤水的大生枧，业务日益做大。

自咸丰元年(1851年)李维基之侄李祥庵接任四友堂总办，到继任总办的祥庵堂弟李德山光绪十六年(1890年)退休为止，前后三十九年间，是李四友堂经营盐业的黄金时代。该堂发展成为井、灶、枧、号俱全的大盐商、大运商，在自贡盐场中，综合实力仅次于“富甲全川”的王三畏堂，位居“老四大家”次席。

自贡盐商“老四大家”中入川最晚、业盐最迟，但也是持续兴盛时间最长的胡慎怡堂，其家族的兴衰故事，跨越晚清民国，颇有承先启后的意味。一切说来话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本文写作过程中，曾参考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《自流井盐业世家》一书。

当大清王朝摇摇欲坠之时，自贡盐商“老四大家”中最后一个亮相的胡慎怡堂，却达到了它事业的巅峰。

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前后，胡慎怡堂每年盈利白银12万两，流动运营资金20余万两，加上旗下井、灶、枧、号各项固定资产，坐拥盐业总资本近百万两，此外还有佃户170余家，每年收租谷七八千担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贡井首富”。

胡家的盐号遍及重庆、宜昌、沙市，在成都有一处固定当本一二十万两白银的大当铺，在嘉定(今乐山)还开了家白蜡行。

一手把家族生意做大的胡汝修，乃胡慎怡堂第三代传人，时年四十五六岁。堂主勤奋有为且正当壮年，胡家看起来“钱”途无量。可惜，世事往往难以尽如人意。

“一代雄才无败事，一乡仁气有余思”

胡汝修的祖父胡元海，是清嘉庆年间(1796~1820年)才来到自流井的江西移民的后代，年幼丧父、家境贫寒，靠勤勤恳恳经营布店为生。经过二三十年艰苦打拼，胡元海的元和布店居然做出了名堂，从自流井扩张到贡井，当地人都说“要买布找元和”。

道光三十年(1850年)，胡元海拿出贩布赚来的部分资金，共计铜钱八千串，买下贡井一处水田坡地，水田收租，坡地则开凿水火盐井，尝试一把盐业。不知是他运气太好，还是天道酬勤，三年后，因太平天国战事，清廷被迫推行“川盐济楚”，自流井、贡井盐场迅速兴旺起来，胡元海无心插柳，竟然大获其利，于是决意由布商转为盐商。

胡元海投资盐业有两大规矩：一是独资经营，以免一井功成大家分利，一旦产出不如预期，股东纠纷不断;二是“以井创井”，即将开凿甲井所获盈利，投入乙井，成功则利上加利，失败也不至于血本无归。胡元海当家期间，一共凿成5口盐井，都是卤咸质佳的浅井，投资小、见效快、产量大，还有瓦斯灶(天然气煎盐)30口，有流动资金数万两。于是布商“胡元和”得以跻身盐商富豪之列，与同时的富商张三和、肖致和并称“贡井三条河”(河和同音)。

同治初年(1862年左右)，胡元海退休，长子胡勉斋接班。他继续凿新井扩大经营之余，积极投资运盐业务，对各处盐运码头行情多方打探，了如指掌，远近同业都称之为“盐场诸葛”。同治六年(1867年)，胡勉斋主持兴建的家族大宅落成，取名“慎怡堂”，正式取代胡元和的名号。

到光绪十八年(1892年)胡勉斋逝世时，胡慎怡堂名下产业，在原有井、灶基础上，又增加了水火盐井6口，瓦斯灶58口，光推卤水牛就有500多头，投入盐业生产运销的资金多达白银30余万两。

胡汝修是胡勉斋次子，接掌家族生意时适值而立之年。有关他主持胡慎怡堂十数年的辉煌业绩，说来话长，此处仅举两例：

一是时人评价他“一代雄才无败事，一乡仁气有余思”，说的是其经营管理制度详尽周密，很有一套，而且善于团结亲朋故友，整合家族力量;二是他独资新办、接办水火盐井15口，将瓦斯灶总数增加到500口左右，远远超过前两代人的规模。

但也许是操劳过度，胡汝修常年体弱多病。民国二年(1913年)，才五十出头的他不得不主动退居二线，将全盘生意交给子侄打理。无奈接班人都是不善经营又挥金如土的纨绔子弟，胡慎怡堂自此江河日下。

“袍哥要讲，正业要务”

胡汝修无奈退休之日，正是自贡盐商新势力冒起之时。后来成为“新四大家”之首的侯策名，刚刚开始他行走江湖的生涯。

说侯策名行走江湖，并不是随便讲讲。辛亥革命那年，26岁的他加入贡井袍哥组织“文武会”，当地二十四个袍哥码头(行话称“公口”)中，这个码头排行第一。在此之前，出身低微、没读什么书的侯策名当过学徒、干过茶房、做过小贩，也赌过钱，怎么看都跟做事业发大财不沾边。

但侯策名并非胸无抱负之人。据说他有个信条：“袍哥要讲，正业要务。”他相信自己所缺的，无非就是必要的起步资金和恰当的机遇而已。

1916年，他得岳父资助，通过“约会”(清末民国四川流行的一种民间集资方式)凑足300银元，与人合股经营杂货店，开始第一次创业。虽然因合伙人的亲戚挪用股金，以至店面1921年被迫关门大吉，但在那五六年中，侯策名结识不少盐商资本家，他又有袍哥的身份和人脉，渐渐地成了贡井商界的活跃人物。

1922年，侯策名再次筹集500银元，与人合伙开设益记钱庄，稍后改组为谦信运盐号，逐渐跟重庆的银行、盐号发生来往。重庆是长江中游的大码头，商贸活动频繁，放款利息低于自贡，如自贡的利息3分左右时，重庆往往在2分以下。故盐号通常兼营汇兑，出售“渝票”，利用“借贷在渝、放款在井”的息差套利。但当时川渝一带军阀混战，形势多变，风险其实也不小。

于是，侯策名每天到商贾云集的茶馆打探消息，紧盯汇兑行情，决定是否售“票”及所售数量。一段日子下来，果然获利甚丰。不幸，这回又是后院起火，股东们委托常驻重庆的经理人挪用公款做生意失败，连夜潜逃，导致谦信运盐号亏空11000余银元，其中欠几家钱庄贷款达7000元。

侯策名果然袍哥出身，当机立断，主动通知欠款钱庄来人面告事情始末，并承诺分期还款，唯一的条件是免付利息。债主们见事已至此，又为侯哥敢于担当的气魄折服，便同意达成谅解。后来侯策名果然将欠款如数清偿，谦信运盐号重庆分号虽然又被迫结业，但他本人在重庆、自贡两地商界的信誉，却自此无人不晓。

“井里孟尝”难敌“带肚子掌柜”

侯策名白手兴家，创业艰难，一直在苦苦寻觅转机。巧合的是，已由盛转衰的胡慎怡堂，给了他一次难得的机会。

此时的胡慎怡堂，由胡汝修长子胡铁华主持。胡铁华未能继承乃父勤勉的遗风，平日好讲排场、交朋友、摆阔气，号称“井里孟尝”，却无心于盐业经营，以至于旗下一些盐井经费紧缺，周转不灵。胡铁华无奈放出风声，要聘请“带肚子掌柜”，即应聘者自带资金加盟，并实际掌握井灶上的财务收支。

侯策名闻言，立即与友人“约会”共集资3000银元，接受胡家的聘请，即日到任。随后侯改革管理、振作经营，一时让盐井生产颇见起色。不久，侯策名又用分期付款方式，集资35000银元，拿下胡家另几处大型井灶，并运用经营钱庄盐号积累下来的经验，大搞“资本运作”，一边预收盐款，变相融资，一边低买高卖，待价而沽。不数年，他就在自贡盐场反客为主，论实力、论人面，都成为响当当的人物。

1930年，自贡商会改选，侯策名获公推为会长，算是登上了他毕生事业的第一个高峰。而历经80年风雨的胡慎怡堂，此时大部分盐业资产已被掏空，反而成了自贡井盐业新家族崛起的一块垫脚石。

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战爆发之前，是通称自贡盐商“新四大家”的“侯、熊、罗、罗”的资本积累期。此四人各有所长：

为首的侯策名袍哥风范，善于商战，自不待言;熊佐周以擅长井灶技术闻名，因自学成才，人称“土工程师”，据说先后开办井灶90余口，无一失败;罗筱元为“老四大家”领袖王三畏堂服务长达24年，从出纳一直做到财务总管，精于算计，足智多谋，人们当面恭维他“小诸葛”，背后戏称“铁算盘”;罗华垓早年在自流井大盐商王和甫手下，从学徒起步，最后升任总掌柜，他善于交际，作风新派，自流井盐场每有重大事件，总少不了他来“办外交”周旋一番。

自贡盐商“老四大家”的“王、李、颜、胡”，时而同仇敌忾、联手抗官，时而明争暗斗、互不买账。而民国时期崛起的“新四大家”，却以互相取长补短、始终通力合作为人所称道。前者的辉煌，得益于晚清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之“川盐济楚”，而后者的兴盛，则大半归因于八十余年后的抗日烽火。

那是自贡盐都又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。

本文写作过程中，曾参考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文员会编《自流井盐业世家》一书，感谢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宋良曦先生提供的支持。